北大姚洋:不要一听到发现钱就是“养懒人” 这个观念一定得改

时间:2021-12-29       来源: 网络整理

原标题:看2022|姚洋:消费是国内经济执牛耳者,可现金补贴低收入者

12月8日至10日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,会议总结了2021年经济工作,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,为下一步的中国经济锚定了前行的方向。

中国经济未来的机会与变量在哪里?怎样“稳”与“进”,如何“破”与“立”?关于2022,许多答案等待揭晓。

岁末年初,新京报贝壳财经推出《看2022》,我们对话了16位各领域专家,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键词,谈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观点和判断。

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、稳中求进,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,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,政策发力适当靠前。如何评价2021年的经济形势?2022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回归高质量增长?围绕这些问题,新京报贝壳财经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进行了专访。

姚洋指出,我国今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放缓与防疫政策导致的消费下行、房地产监管政策、环保减排政策导致的用电紧张有关,即便如此,2021全年的经济增速应该在8.3%-8.5%之间,仍然是较快的增长。对于2022年的经济走势,姚洋认为,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可能会下降,消费仍然是重点,要转换通过补贴生产来刺激需求的思路,直接从消费入手,建议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现金补贴以促进消费。

“中国滞胀论”没有依据全年8%的增速能保证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.8%,两年平均增长5.2%,比上半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.1个百分点。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是什么?

姚洋:今年我国的经济出现了类似“倒U型”的变化,上半年的经济恢复相当不错,各项指标表现都比较好。下半年经济增速开始回落,有三方面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防疫力度加大。我国很快就要举办冬奥会,是一项非常大的国际体育赛事,在防疫方面不得有失,所以防疫的力度比去年大大加强。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措施,但是增加防疫措施对于消费的影响比较大,因为很多消费场景和人的流动相关,如果大家的流动受到限制,消费自然就会下降。

第二个原因是从下半年开始,我国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一些整顿。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,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之一,另一个推动力是出口。但是房地产的增长也产生了一些问题,市场开始过热,有些地方的房价涨得太快,在这种情况下,各地**出台了一些调控政策,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相当大。下半年以来,很多城市的土地都出现了流拍,体现出房地产公司对未来前景不那么看好,我们也看到房价稳中有跌。在这种情况下,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就会变弱。

第三方面的原因是环保减排措施对经济有所影响。在过去一段时间中,中国用电增长速度下降,对煤炭的需求增速也下降,煤炭又是高污染的一个行业,所以在环保减排要求下,过去一些年国家对煤矿的产出有所限制。今年上半年以来,我国用电量增长非常快,即使是和2019年相比也增加了15%以上,电力需求的增长会拉动煤炭需求的增长,但是煤炭产能由于受到控制不能立刻提高,所以造成了用电的紧张、能源的紧张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你认为2021年全年经济增速会在什么水平?

姚洋:今年的增长速度应该在8.3%-8.5%之间。前三个季度GDP增速是9.8%,贡献出的全年增速应该在7.35%左右,所以只要第四季度保证4%的增长,那全年增速就会到8.35%。即使低一些,8.0%的增速应该也能保证,所以2021全年的经济增长并不差。

有些人说我国已经出现了滞胀,这种说法没有多少根据。哪怕是按照第三季度的增长速度,4.9%,也不能说慢,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另一方面,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没有超过2%。所以我国既没有“滞”,也没有“胀”,中国经济出现滞胀这种说法,是子虚乌有。

明年出口增速会下降,但中间品出口增速会提升

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上升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你预计2022年经济增速将会在什么水平?

姚洋:我估计明年的增长率应该在5.5%-6%左右。总体而言,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稳增长要求来执行,明年的经济增长不会是一个大的问题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我国从疫情中恢复得比较快,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,到现在仍保持高位增长。随着疫苗的普及和海外疫情缓解,各国经济逐步复苏,2022年我国出口是否面临下行压力?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不会下降?

姚洋:2021年全年中国出口的增速可能会达到30%,这意味着,出口拉动GDP增长可能在3-3.5个百分点,这是非常大的,将近40%的贡献率。

2022年,我们不能期待出口还有30%的增长,因为今年的基数已经非常大了,但是我估计,明年出口再增长10%-15%应该没有问题。

很多人都说,中国出口增长快,是因为中国先复苏,其他地方需要中国产品,等其他地方一恢复生产就不需要中国的产品了。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充分。事实上,今年下半年以来,欧洲和美国基本上已经完全开放了,NBA几乎满座,防控方面的限制已经比较少了。欧美的经济也在复苏,有一句英语谚语叫做“a rising tide lifts all the boats”,意思就是水涨船高,欧美经济复苏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只会增加,不会减少。如果说过去这一年半,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增加主要集中在消费品,那么未来海外经济复苏后,对中国的中间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。所以,明年中国消费品的出口增速或许会下降,但是中间品出口增速会提升,综合来看,明年的出口增速会下降,但是也不会下降太多,降到个位数是没有可能的。

如果按照15%的出口增速计算,出口对明年经济增长的拉动仍然在1.5-2个百分点,贡献率还有30%左右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你认为消费和投资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会是一个怎样的比例?

姚洋:这很难说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年保持在70%以上,我估计明年达不到这个水平,要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年景,还需要时间。但是明年消费的贡献率应该可以达到50%,投资贡献率在20%左右。

相对于疫情之前,消费的贡献率还是稍微低一点,投资也稍微低了一点,出口还是相对较高。因为以前我国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就已经极低了,在正常年份我国的出口增速都在个位数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从长期来看,出口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会一直保持下行的趋势吗?

姚洋:这是肯定的。如果恢复正常的话,我国的出口增速不应该超过7%。因为中国的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,中国出口引领世界已经20年了。世界的出口平均增速大概就是7%,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,出口增速超过世界平均增速是不可持续的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你说的7%是一个长期的水平吗?出口增速降到7%之后,就会维持在这个水平?

姚洋:甚至更低。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,而且经济在逐渐走向成熟。出口不可能永远以那么快的速度增长,这不太符合经济学原理,因为经济规律中有一个负反馈机制,任何经济的力量都有一个负反馈的力量来制衡它,让它不能无限增长下去。中国的负反馈机制包括,中国的产品会变得越来越昂贵,出口需求量会减少;还有,国内消费会上升,出口产品的占比会下降。不仅中国的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占比会下降,出口在国内GDP中的占比也会下降,其实过去一直在下降,除了疫情后的这一年半时间。历史上最高峰时期,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35%,现在是17%,今年可能又提高了一点,但是总体的趋势应该还是下降。

要提振消费,建议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现金补贴

可利用数字人民币实现精准发放

新京报贝壳财经:疫情发生以来,消费的恢复一直不及预期。除了冬奥会引发防疫力度加强之外,消费复苏缓慢的原因还有什么?提振消费应从哪里入手?

姚洋:消费疲软还有一个原因是就业质量还没有恢复。即使是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复苏比较好的时候,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没有赶上GDP增长的速度。因此,消费的疲软也有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。即使明年经济好转,恐怕消费仍然是“拖后腿”的部分,特别是上半年。

要提振消费,建议**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现金补贴。去年开始,有些城市发放了消费券,消费券实际上是一种打折券,还是以供给为主导的,就是通过刺激供给来促进消费。打折券是和一定的商品挂钩的,如果一个家庭不需要这种商品,这个打折券就没意义了。

现在看来,**促进消费的思路还是以促进供给来增加就业,然后刺激需求。国内经济是个闭环,在短期内,国内的生产量要等于国内的需求量。国内的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,投资取决于生产未来的前景,如果生产者对未来生产的期望比较低,那么投资不可能提升。

但消费不一样,消费可以立即地刺激。相较而言,消费更多与当前的收入、当前的需求相关。我们看到,很明显现在国内需求不足,企业的开工率不到80%,国内需求远远小于国内的供给能力。投资又不能很快拉动起来,就得从消费入手。现在我们有数字货币,可以给低收入人群发数字货币,不用就作废了,而且也不能转让,所以必须去消费。

假设低收入人群有6亿人,每人发1000元,总共是六千亿元。六千亿是个大数,但是每年**发行国债的金额达到七八万亿元,六千亿相较于此就是个小数。地方**每年投资的金额也有两三万亿。投资虽然能拉动国内的需求,但是浪费也极大,还不如直接把钱给老百姓(603883),让老百姓增加消费,这是拉动国内需求非常直接的一个办法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给低收入人群补贴的钱是从地方**的财政里面出,还是说中央**有一定的转移支付?

姚洋:发债,从中央国债和地方国债里拿出一部分来发。去年的消费券是各个城市自己发,地方财力有限,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去刺激消费,所以做不大,只能靠发债。

中国的储蓄很多,有一些高收入的人还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,国债比较稳定,利率也不低,有很多人想买,这刚好是一种空间和时间上的收入转移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这样需要担心宏观杠杆率提升吗?

姚洋:不用,只是把一些本来要放到投资里的钱,放到消费那一边。**不用多花钱,借债也不用增加,只不过是从原来的资金里切出一部分来直接发给老百姓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补贴低收入人群是不是还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措施?长期的措施有哪些?

姚洋:短期它是有用的,长期也有用。长期来说,消费还是取决于收入,收入又取决于就业。现在的政策是想直接去补贴这些生产单位,让他们增加就业,这是不太可能的。一个企业的东西卖不出去,给他再多的补贴,让他去招工人,他也不会去招,招了工人对他来说是个负担,给的补贴又不能把工人的成本补足,企业自己还得掏钱。还有些政策是想通过降低利率给企业放贷,让企业去生产,但是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,还要背上债务,企业不会干的。所以,**的政策要认清什么是“执牛耳者”,现在的“执牛耳者”就是国内消费,不能再用老办法,通过补贴生产来刺激需求。

这大概是一个长期的问题。我们总是特别重视生产,特别轻视消费。一说到要促进内需就一定是增加投资,一说直接补贴消费者,可能就会说是在“养懒人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从中央到地方要改变思路,不要一听到给老百姓发现钱,帮助老百姓提高消费,就是“养懒人”,就是浪费钱,这个观念一定得改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我国提出共同富裕,是不是也有你说的这方面考虑,提高大家的普遍收入水平,其实也有一种对消费的促进作用。

姚洋:共同富裕是长期的,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,对已经参加工作的人要提供培训,对没有参加工作的人要提供教育,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。

我觉得反过来看,现在的一些短期动作,比如给老百姓发现金,本身就是共同富裕的一部分。因为低收入者在疫情中受到的损害是最大的,发点钱补贴他们的收入,就是共同富裕。通过刺激消费,又刺激了就业,又可以带来收入增长,这些其实都是较低收入者受益更大。

在任何国家,宏观经济波动对低收入者的影响都要远远高于对高收入者的影响,疫情更是如此。我们的政策发力一定要精准,要到位,对准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人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你刚刚提到的*作方式是发放数字人民币,技术可以帮助实现政策的精准度。

姚洋:对,现在中国的AI、电子化走在世界前列,数字人民币是一种电子符号,还可以打各种标签。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手机,没有手机的亲戚也有,所以可以直接把钱打到他手机上,还可以规定时限,三个月内必须花掉,花不掉就作废了。数字货币有这个好处,非常精准,非常方便。

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规律要有敬畏之心

政策要发展出租房,不能以每家每户有自有住房为目标

新京报贝壳财经:通常促进经济增长一个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刺激房地产。我们是否需要担心明年为了刺激经济又来一轮房地产的刺激,然后又导致新一轮的泡沫?

姚洋:我觉得,**对房地产业的认识一直在左右摇摆。一方面,地方**非常明白,在关键时刻房地产对于地方经济来说至关重要,没有一个地方**愿意本地的房价下跌,因为房地产是地方**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,而且房地产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方经济的晴雨表,房价一下跌别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经济不行。另一方面,中央层面又不能让房价涨得太快,普通老百姓会承受不起。

关于房地产,首先要转变一个基本观念,**不能承诺每家每户都有自有住房。想要让每家每户都有自有住房是做不到的,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到,很多国家都试过,包括美国,都失败了。**压抑房价,最后发现只能压在半截。包括我们的保障性住房、经济适用房,最后不是低收入者买的,仍然是中等收入阶层买了。所以我们的政策不应该以每家每户都拥有自有住房为目标。其实这个观点我们早在20年前就提出过。

最好的模式应该是新加坡的模式。一方面放开商业性住宅,同时管住**提供的住宅,要有“mean test”,就是规定收入低到多少才能获得**提供的住房;另一方面,大规模新建出租房。除了中间的一两年时间,我国一直没有鼓励建出租房的政策。我们一边说房价太高,另一边地方**又拼命建商品住房,一看房价又要高了,要控,这一控就严控,到最后房地产企业干脆不干了,让土地流拍。

对房地产这个行业,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,治大国如烹小鲜,房地产业最应该作为“小鲜”来烹,不要大开大合,政策一来就一刀切下去,把水龙头都给拧死了,就断流了,那经济就没办法运行了。

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规律要有敬畏之心。如果给**提个醒,明年房地产业要缓慢地开放,不要一开就全开了,不要像上一轮一样,地方**开始鼓励居民买房,没有首付就给过桥贷款,让居民的杠杆率变成无限大。企业其实最担心的不是没有政策支持,而是担心政策变化太大太快,企业无所适从。**出台政策一定要三思而后行,稳最重要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我比较关心你提出的“**不能承诺每家每户都有自有住宅”这一点,低收入人群买不起住宅,所以他们的选择是去租廉租房,对吗?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地方**多建廉租房。但是现在地方**之所以没有这么做,很大一个原因是房地产在地方经济和地方收入中的巨大作用。那么如何去激励地方**多建廉租房?

姚洋:是,在现在地价这么贵的情况下,再去建廉租房,对地方**来说成本太高了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,比如,开发商开发一块土地,**可以明确告诉他,有一部分是用来建商品房,有一部分就是用于出租房,然后开发商自己决定这块地要不要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只是规定土地的用途必须有一部分是出租,地价是保持不变的吗?

姚洋:地价让市场来决定,现在土地也都是拍卖。以后还是拍卖,但**明确地告诉开发商,必须拿出多少土地来建出租房,也不一定是廉租房。市场会去平衡价格的,不要去做计划。有些地方地段比较好,开发商就可以做成高档公寓出租,年轻人愿意租。收入没那么高的地方,开发商就会去建相对便宜的出租房。要相信市场会做调节,而且市场的调节比**的计划要好,**只需要定下一个规则。

具体出租房的比例要看各地的情景,如果是无房户比较多的地方,可以规定拿出一半的土地来建出租房,另一半卖商品房,商品房价格多高不用管。

现在的政策,最后的结果其实是保护了富人,不利于穷人。现在让房价停在那里,也只有富人能买,普通家庭购房会很吃力,最后还是较高收入的人得利。还不如让商品房的房价自然上涨,刚好就补贴了那些出租的房子。

要警惕新一轮投资热潮可能导致地方**隐性债务提高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今年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是在不断回落,明年基建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?

姚洋:我们看到,去年和今年基建投资给的额度都非常大,但事实上地方**投资基建的热情在下降,去年到年底的时候,很多地方**没有把额度用完。

中央层面需要看到,地方**为什么现在没有投资热情。因为一方面要求地方**去负债、去投资,另一方面又要地方**严控债务,二者显然是矛盾的,地方**怎么办?以前投资机会多,现在投资机会也少了,对债务的追责力度又上去了,地方**投资的积极性就下降了。投资最终要提高消费,链条非常长,我们可以直接刺激消费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传统的基建以“铁工机”为代表,主要是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。我们现在也经常在提城市圈建设,如果城市圈内交通更加畅通,相邻的城市之间建起高铁或者高速公路,是否可能促进整个城市圈的消费?能否通过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的消费?

姚洋:这个效果刚好是相反的。诺奖得主Paul Krugman主要的贡献之一在于经济地理学,他的一个重要理论是,当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更发达,经济活动会更向中心城区集中。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,比如成渝城市圈,过去十年成都和重庆越来越大,人口、GDP都在增加,因为有虹吸效应,但是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那些中小城市就受到抑制。高铁、高速路修得越多,经济活动越集中到大城市,因为大城市有规模经济。所以不能靠搞经济圈全面刺激消费,这要看中心城市的消费增长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下降相比较,哪个更大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财政政策是比较强调的,提出要保证财政支出的强度,加快支出的进度。你认为明年的财政政策在数量和结构方面会发生什么变化?赤字率会在什么样的水平?

姚洋:赤字率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,或者跟今年持平。**发的债已经足够多了,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地方**不愿意投资。

我担心,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,明年地方**的隐性债务又会提高。去年开始地方**的城投债已经大规模增加。地方**没有资金,再要去投资怎么办?那就只好再到市场上去借债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办法。

投资和消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,投资可能是个无底洞,资金不够,国债不能借了,就到市场上去借商业性债务,商业性债务又很贵,利率在7%、9%,甚至超过10%,这不是饮鸩止渴吗?根本还不上。现在40%多的城投债在发债的时候就明确说是借新还旧,这是个金融奇观。投资者按理说就不应该去买这种债券,借新债还旧债明摆着是还不上的,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去买?因为这个债券有**的背书,顶多最后让中央**兜底,像以前一样再来一轮债务置换,反正不能让它变成坏账。这样是不行的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所以,一方面要加快投资,另一方面又要地方**遏制新增的隐性债务,这两方是不能兼顾平衡的?

姚洋:绝对不可能。真要解决这个问题,中央**要地方**投资,就给他投资需要的钱,让地方**借显性的债务,就是地方性国债的额度提高一些,地方**要多少,就提方案,让全国人大批。批完之后,因为这是显性债务,永远是地方**的责任,必须拿未来的税收来还。

在市场上借债,地方**就会变得非常机会主义。显性债务不一样,地方**借了之后永远是这个城市的债务,逃不掉,必须拿税收还。如果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,要让地方**投资,就要承认这些债务,借显性债务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重投资是否与考核机制有关?

姚洋:过去不审债务,但现在不行了,现在债务指标是考察地方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地方**投资的积极性下降,因为债务太大会影响地方干部的升迁。

中国仍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值得投资的地方

明年年中可以期待我国的防疫政策放松

新京报贝壳财经: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,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。你认为明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会收紧还是进一步宽松?

姚洋:不一定是宽松,但是会适度。有一个问题是美联储在加快taper,加快收紧的步伐,造成了美元的升值,资金回流美国,人民币相对就会贬值。中国的货币政策会考虑这个因素,还是会和美国的宏观政策之间有一些协调,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太可能超级宽松。

另一方面,所谓的货币政策要精准,要支持小微企业,其中有一定问题。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了,为什么这还是一个问题,是有原因的,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就是不划算。这也是过去重生产、轻消费的思路在起作用,要帮小微企业,就给他们提供贷款。小微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,经营得极其困难的时候,**说给你贷款,让你渡过难关,那企业一想,没有顾客,还要借贷,最后还得还钱,他宁愿关张了。与其这样,不如让老百姓去消费,消费刺激起来了,小微企业自然就活了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疫情发生后,部分国家从产业链安全性的角度提出制造业回流,把国外的企业撤回到国内,在这样的产业链调整过程中,我国如何去应对?

姚洋:这是个迷思,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全球产业链的调整。疫情刚发生的时候,有些国家提出产业链安全的问题,核心还是担心医疗物资太集中在中国,所以提出应该把一些医疗物资企业撤回到本国来,但最后事实上这也没有发生。中国没有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,疫情最紧张的那一段时间过去,情况就缓解了,那些国家发现买中国的医疗物资也没关系,所以现在没有国家提了。日本是真的出台了一些政策让企业回到国内,但是那些在中国经营的日本企业也没有把中国的生产基地撤掉,而是拿着本国的补贴,回到日本再办一个小工厂。

其实很简单,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值得投资的地方,今年中国是最大的外资吸收国。我最近见了一位美国朋友,他从南方一路走上来,和很多美国企业、欧洲企业进行交流,他说没有一家企业说要离开中国。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,而且这个市场还在膨胀。所谓的世界产业链、价值链重组,是一个迷思,即使有一些调整也只会对中国有利的,而不是不利的。

新京报贝壳财经:我国坚持“动态清零”防疫政策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?

姚洋:为了确保冬奥会开好,不要有感染,目前这样的防疫措施还是必要的。但有些地方做得好,比较精准,有些地方比较混乱。一旦冬奥会开完,明年天气暖和之后,开放的可能性会提高。中国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80%以上,口服药也有望出来了,到了明年年中的时候,我们的防疫措施就可能会松动一些,甚至对于国际旅行的限制也会弱化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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