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现“天下无拐”,两会代表委员有话说

时间:2022-03-08       来源: 网络整理

【环球时报记者 樊巍 曹思琦】打击**妇女儿童问题历来是两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,在今年的两会上,打拐问题因为全社会的共同关注,和更多两会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出现了一些更加积极的变化——呼吁多年的“买卖同罪”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。多位长年关注妇女儿童权益的代表委员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也表示,若要进一步加大打击**妇女儿童的力度,推行“买卖同罪”势在必行。此外,还应在全国范围内对各地辖区内来历不明的妇女儿童进行一次彻查,并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持续进行,而这将充分体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。

“买方市场”不仅存在,还很庞大

3月2日,公安部发布消息,自2022年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**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。公安部要求,要将打击**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作为今年重点任务来抓,迅速掀起打击**妇女儿童犯罪新高潮。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, 2021年,全国**妇女儿童案件与2013年相比,降幅达到88.3%,其中群众高度关注的盗抢儿童案件目前年立案不到20起。但受多重因素影响,当前滋生**犯罪的土壤尚未完全铲除,还有一批积案没有侦破,**犯罪形势仍然不容乐观。

多位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专访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:尽管国家在打拐问题上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,近些年连续开展的打拐专项行动成效显著,但**犯罪并未就此绝迹,特别是**犯罪的“买方市场”依旧是存在的。

“现在的‘买方市场’兴许不像以前那么猖獗,但还是有个别买家感觉自己可以蒙混过关,还在顶风作案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由于“重男轻女”“养儿防老”等落后理念在某些地区的长期存在,造成人口**的“买方市场”不仅存在,甚至还很庞大。

在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妇联副**黄绮今年两会提交的建议中,也就这一现实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。黄绮认为,尽管国家在打拐问题上长期不懈努力,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不平衡,男尊女卑观念的根深蒂固,因此导致**人口现象一直不能根除。“被**的妇女中,有些人被卖到贫苦地区,被迫沦为‘生育机器’。有相当数量的人甚至错误地认为,没有**妇女的存在,可能一些穷苦地区的光棍讨不到老婆,就不能传宗接代,整个村子就会灭亡。”黄绮称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则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,去寻找**妇女儿童类犯罪在我国刑法重点打击之下,却仍然时有发生的根源。肖胜方通过对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的数据检索,分析了近10年来全国司法实践中打击**妇女儿童类犯罪的现状,发现“**妇女、儿童罪”案件一直高于“收买被**的妇女、儿童罪”案件,且二者数据差距悬殊。例如在2019年,涉及“**妇女、儿童罪”的判决文书为501件,但是涉及“收买被**的妇女、儿童罪”的判决文书仅为95件,2020年这一数据为412∶103。肖胜方认为,“正是因为‘买方’未能受到严厉打击,对‘卖方’的‘需求市场’则持续存在,这才使得‘卖方’常常走在犯罪的道路上”。

不仅是“买卖同罪”,“买方”的罪应该更大

在今年的两会上,围绕《刑法》第240条和第241条作出修订,从而实现“买卖同罪”,几乎成为长期关注妇女儿童权益的代表委员共同的呼声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谢文敏介绍称,我国《刑法》第240条对“**妇女儿童罪”有明确规定:法定刑的起点为五年以上,十年以下,情节严重的直至判处死刑。第241条对收买被**妇女儿童罪则明确规定: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谢文敏认为第241条对收买者的法定刑起点较低,不利于打击罪犯,对犯罪分子毫无威慑力。

黄绮在其今年两会上针对落实《中国反对**人口行动计划(2021-2030年)》的建议中,也主张以立法提高刑期的方式保证“反拐行动计划”能取得切实的效果。黄绮认为,对《刑法》第241条收买**妇女儿童罪的处罚,必须和第240条**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一致,可以判至无期徒刑甚至死刑。“收买和**是互为条件、相互作用的对向罪,是共同犯罪,必须同罪同罚。”

肖胜方也认为,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,对于“卖方”和“买方”的量刑极度不均衡,导致“买方”自然不会对可预期的刑罚产生畏惧,反而会将收买妇女、儿童带来的“红利”,即“传宗接代”“开枝散叶”等优先置于接受刑法的制裁之前。

而在张宝艳看来,对“买方”的打击不应仅仅限于“买卖同罪”。在某种程度上,“买方”的罪甚至应该重于“卖方”。因为对被拐妇女儿童侵害最大,侵害时间最长的都是“买家”,被拐妇女在被**之后,买方对她同时还有虐待、非法拘禁、**、精神伤害等多种伴生犯罪行为,实际上这么多年给被拐妇女造成的痛苦都是源于买家。“所以我认为‘买卖同罪’是可行的,甚至于买主量刑应该重于**犯罪量刑,我认为现在对‘买方’三年起刑的量刑标准有点太低,我的建议是视同绑架罪,十年起刑。”张宝艳称。

此外,张宝艳还表示,她认为今年推动《刑法》相关法律条款修改的希望比较大,“这些年买卖同罪之所以没有推进,可能是考虑到这些都是历史形成的问题。在某些地区,收买妇女儿童的犯罪还比较多,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,例如被拐妇女如果被解救走了,可能会涉及到孩子如何处理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比较多,出于考虑当地的稳定,所以‘买卖同罪’可能就推进得慢一点。而今年全社会对**妇女儿童犯罪关注度特别高,施行‘买卖同罪’凝聚了更多共识,所以我认为今年可能将‘买卖同罪’的修订落到实处。”张宝艳称。

而除了推行买卖同罪,另一个广受代表委员关注的,涉及打击**犯罪的配套性法律条款就是诉讼时效。

肖胜方介绍称,由现行《刑法》第87条关于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可知,相关犯罪刑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,经过五年,犯罪行为将过追诉时效,犯罪分子将不再被追诉。

肖胜方认为“收买被**的妇女、儿童罪”是刑法理论上所说的“状态犯”,其追诉时效从犯罪行为结束时起算,即在“收买”行为结束那刻起算。因其最高法定刑为“三年以下有期徒刑”,这就意味着只要在“收买”行为发生五年后,“收买方”的行为将不再受到追诉。这无疑将对被侵害的妇女、儿童造成严重打击,甚至会让“收买方”产生继续“收买”的想法,进而进一步助长**妇女儿童犯罪。对此,肖胜方提出,法律若能将“收买被**的妇女、儿童罪”的法定刑提高至“五年以上”甚至更高,则该罪追诉时效也将被大幅度延长,这必然对打击**犯罪行为有重大作用。

对于新发案件**犯罪分子(包括买主),张宝艳呼吁这些人不应受追诉时效所限,应当推行终身追责。张宝艳介绍称,现在许多被**的儿童和妇女,等她们找回自己原本的家庭或者能够脱身都是被拐很多年之后,基本都过了诉讼时效,很难追究**和收买方的责任。但是**犯罪和其他的犯罪不一样,**犯罪时间越长,对被**者的伤害越大,“我国刑法规定,最高诉讼时效为20年,但实际上,**犯罪的危害是长期存在的,这一犯罪行为给受害家庭和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是终身的。因此,对**犯罪分子的追责不应当受诉讼时效所限,而应该终身追责。”

全面摸排势在必行

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,多位代表委员也提出,过往成功的打拐经验,以及近期一些涉及**妇女儿童的社会热点事件表明,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对各地区来历不明的妇女儿童摸排工作,不仅可行,而且势在必行。

谢文敏介绍称,目前我国DNA技术比对以及大数据的运用,让摸排和解救被**妇女儿童有了更为科学的手段和更为便捷的工具。“例如,我们可以在每个县市区成立DNA比对中心和大数据库,由学校与公安局、妇联、医院建立基因数据库与风险预警防范机制,采集0-18岁年龄段儿童基因。一旦公安机关登记的失踪人口出现在社会生活中,就立即响应,从而实施解救行动。”

黄绮在自己的建议中提出,应当建立一套强制报告制度,立法确定强制报告人,一旦发现可能涉嫌拘禁或伤害被**的妇女儿童以及被拐妇女生育等情况,县乡村治安所、居委会等基层干部以及学校、卫生所、医院等单位和妇联等部门就应当立即报告公安部门,公安部门接报后必须马上立案调查,情况属实的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,解救受害者,打击犯罪,绝不姑息。

作为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的创始人,张宝艳向记者介绍称,此前,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也与警方合作,共同解救过几位被拐妇女。但在举报人找到“宝贝回家”之前,也曾联系过一些地方相关部门,但地方相关部门认为这些女性是人家“捡”来的,况且已经生儿育女,**不便强行干预。“包括以前我们找到的一些被拐儿童与妇女,村里都知道他们是买来的,但是他们都通过基层组织的各种证明,做到了身份合法化,有些买主就是村干部的亲属,当地村民也认为买主花钱了,不能让他们人财两空,买卖人口感觉天经地义,这样的不作为无疑纵容了买家和人贩子。” 令人欣慰的是,在两会期间,代表委员的相关呼吁已然成为行动。在3月5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,“严厉打击**妇女儿童犯罪行为,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”被写进了年度**工作报告。张宝艳告诉记者,此时开展的这项打拐专项行动十分必要,是赢民心、顺民意的善举,而自己也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这项工作,帮助搜集线索,摸排信息,共同打击**妇女儿童犯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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